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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兆玄:金庸对人物的塑造天下第一 跟曹雪芹媲美


时间:2019-05-18 08:10:04 来源:网络

原标题:台湾前“行政院长”、知名武侠小说作家刘兆玄:把儒家“王道”融入武侠小说

[环球时报记者 吴薇]“台湾的武侠小说作家,我喜欢的第一位是古龙,第二位就是上官鼎”。这位被金庸先生盛赞的“上官鼎”正是台湾前“行政院长”刘兆玄。1960年,17岁的刘兆玄与兄弟以“上官鼎”的笔名合写《芦野侠踪》,之后又出版《长干行》《沉沙谷》《烽原豪侠传》和《金刀亭》等一系列作品。大学毕业后三兄弟相继留学深造,1968年登报宣布封笔。2009年刘兆玄辞去台湾“行政院长”一职后重新拿起笔,发表了90万字的《王道剑》等作品。近日,他接受《环球时报》专访,畅谈心目中的“武侠”和“王道”。

 和金庸互称“武林前辈”

环球时报:金庸先生去年过世,他称赞您的话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说出的?能否谈谈您和他的互动?

刘兆玄:我跟金庸先生见过几次面,也聊得很不错,互称武林前辈。他称赞我的话是从哪里传出来的,其实我不知道,他没有当面跟我讲过。不过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朋友沈君山先生(注: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前校长,著有《浮生三记》等,2018年9月去世),他转述说金庸跟他聊起上官鼎的时候很江湖地讲了一句话,“上官鼎在台湾第一,天下第二。天下第一是谁,就不必讲了”。我和金庸先生的互动其实不是那么多,但有几次他来台湾,我们有机会见面。我对他的作品读得很多,他对我的作品也蛮欣赏,那些作品都是我17岁到二十一二岁期间写的,难得他还记得。等我2014年写完《王道剑》出版时,非常希望能给金庸先生看看这部最能代表我现在的作品,可惜那时他因为身体原因已经不大看东西了,蛮遗憾的。

环球时报:您的《王道剑》有很多大家熟悉的人和事,比如明教、全真教等。金庸先生的小说对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?

刘兆玄:《王道剑》是一本历史武侠小说,金庸也写历史,但他书中的历史比较属于背景性,让读者有真实感。而《王道剑》里的历史是主要的故事内容,像书中的“靖难之变”,完全是根据我能够考证到的历史写的。我还找到明朝的地图,并据此写了南京的街道和明故宫的布局。由于金庸小说里所写的东西影响力很大,很多读者认为是真的,像明教、全真教等,所以我就借用,把它放在武林的背景里,相得益彰。

金庸先生的全集,我认为是“前无古人”,以后有没有来者,我不敢讲,总之对他极为敬佩。他写小说的风格,对我影响很大。不同时代看有不同的感觉,我大概初中二年级开始接触金庸作品,初看时对《射雕英雄传》《神雕侠侣》叹为观止,惊讶怎么可以写到这种地步。后来重读发现,哪怕是一般读者心目中没那么热的著作,也相当精彩,比如《连城诀》就有非常多的创意跟可取之处。另外,有人认为金庸擅长写情,我的看法稍微有点不同,他当然把“情”写得很好,但我觉得金庸最厉害的还是写“人”。他对人物的塑造堪称天下第一,不但我自己远远不及,恐怕写小说的很少有人能比得上他,也许可以跟曹雪芹媲美吧。

环球时报:听说您的《王道剑》要拍成电视剧,由胡歌和王凯主演。您能否介绍一下具体情况?

刘兆玄:我听说剧本已接近完善,由月关执行改编,郑晓龙担任监制,导演也有非常大牌的人选,但因为还没签下来,我不方便透露。

 “侠之大者”需要有格局和机遇

环球时报:1968年封笔后,为什么时隔近50年再度写起武侠小说?

刘兆玄:这个完全在预料之外。我有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在福建宁德创立了一家公司,多次邀我去参观,一直没成行。不料他英年早逝,很遗憾。后来我到宁德,发现很多人在热烈讨论明朝建文皇帝的事,认为他最终做了和尚,而且就在宁德支提寺。因为那里发现了一个皇家规格的坟墓,并在支提寺找到五爪金龙袈裟,要知道只有皇帝才能用五爪金龙。我建议他们搞文创,后来有朋友让我自己写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好像突然脑筋里有东西“叮当”响了一声,就决定试试看。结果花了15个月,一气呵成写了90万字的《王道剑》。

环球时报:金庸小说里提到“侠之大者,为国为民”,古龙写的则是“人在江湖,身不由己”。这两句话哪个更符合您一路走来的心境?在中国历史上或您所接触的政治人物中,您认为谁最有侠气?

刘兆玄:我心中常常会出现的是“侠之大者,为国为民”,这句话最初是梁启超先生讲的,后半句是“侠之小者,为友为邻”。“人在江湖”和它不在同一个档次上。在金庸先生的书中,郭靖是“侠之大者”。“侠”可以说贯穿了我所有的小说。

可能因为国际关系越来越复杂,讲霸权和利益的部分更多,政治人物不见得会看那么长远。但历史上有侠气的人物很多,像司马迁的《史记》特辟篇章谈游侠和刺客。不过,这些都是个人之间的“侠之小者”。我觉得政治人物其实可以做一个“侠之大者”,当你牺牲小我、成就大我的时候,就是“侠之大者”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林觉民给夫人的诀别书中写道,“吾充吾爱汝之心,助天下人爱其所爱”。即使他不会武功,你能说他不是侠客吗?他绝对是。可以说,狭义的“侠客”在我们生活中比比皆是,但“侠之大者”需要有格局和机遇,让他能够做出更大的事情。

 环球时报:在古龙和金庸之后,您认为武侠小说的发展之路在哪里?

刘兆玄:只要华人社会在,武侠小说就基本会存在,只是有时候兴盛一些,有时候比较沉寂。“侠”和“武术”是我们文化中很特别的东西,可以让它透过新的艺术形式流传更广,甚至可以影响西方社会,这个情形其实已经在进行当中。至于以后会怎么样,很难预测,但我认为它不会完全断了,可能会有两条路。一是武侠小说在基本架构上仍然是传统的,但不断加入新的元素,让它在某种程度上现代化。二是从架构上改弦更张,或者更像科幻,或者属于神幻,也可以加入悬疑、科技、冒险和侦探元素,只要有“侠”、有“武术”在其中,它永远都是武侠小说。

 用“王道”补足西方治理哲学的缺陷

环球时报:您书中的武功招式如“后发制人”和王道剑等,更像是一种中国传统哲学理念。中国传统文化对您创作武侠小说提供了哪些养分?

刘兆玄:武侠小说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等关系密切,像少林寺的武功跟佛家一些观念接近,全真或武当的一些东西如太极拳和太极剑等则跟道家有关。过去很少有武侠小说跟儒家思想放在一起,但《王道剑》中的“王道”则体现儒家的思想精髓,并以此为哲学发展出武术,等于跳脱过去“非释即道”的传统架构。《王道剑》就是把三个东西网织在一起:历史、武侠和王道。

环球时报:您书中写的“王道”有怎样的意涵?

刘兆玄:至于“王道”,我想阐述的是“内力外王”这样一个观念。从孟子开始,“王道”已经说了2000多年,但从没有真正全面地实行过。因为“王道”的反面是“霸道”,实行“霸道”后你会变得强大,强大后就更霸道,形成一个循环。所以“王道”几千年来大部分时间只是一种论述,或是政治上的乌托邦。我常常想可不可以反过来,就是内在力量非常强大后外在不是霸道,而是“外王”,变成非常强大的“王道”的力量。我写的《王道剑》,主人公傅翔先有了非常高的武功内涵,把明教功夫和全真教的融会贯通,但仍不能脱胎换骨,就差最后那一步。后来他从大海的力量悟到“生生不息”这个道理后,实现了王道的“内力外王”,达到使敌人“不战而自倒”的境界。

如果在21世纪推行“王道”思想,就必须和主流社会做一个对接。21世纪,现代西方治理哲学已经遭遇瓶颈,我认为它有两方面的欠缺:一是,忽略了不同国家或经济体有不同的发展程度,而不同发展程度地区的优先顺序是不一样的;二是忽略不同文化有不一样的价值观,用所谓西方的普世价值衡量全世界容易造成不公平,甚至冲突。“王道”两个字代表的正是中华文化的一些精髓。我希望在全世界考虑自身可持续发展的时候,中华文化能够提供一个跟西方不完全一样的参考坐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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